|道德文明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来源： 日期：2019-11-09 15:15 关注：1551人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可以说，《纲要》的颁布实施，是建国以来道德建设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意味着加强道德建设将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更加重视包括公民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因为：
首先，道德文明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专家们对新时代的特点，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分析，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据孔子关于国家发展的阶段理论，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国家的发展要经历庶之、富之、教之三个主要阶段。道德教育、道德建设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加以重视的。
《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是人口稠密、幅员辽阔的大国，经济繁荣、物产丰饶的富国，更是一个道德文明、近悦远怀的强国。同理，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果说毛泽东思想让中国站起来，并使中国成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人口大国，主要解决的是“庶之”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解决的是“富之”的问题，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解决“教之”的问题，重视道德建设，不断提升公民的道德素养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纲要》中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可以说，道德文明是新的发展阶段与旧的发展阶段的区别所在，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其次，道德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曲阜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文化”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很明确：“文”就是指文字、文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化”的本义作“教行”解，就是人受教而变化。所以“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礼乐等变化人的气质，达到使人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目的。可见，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文化的灵魂是道德。因此，诗词、歌舞、戏剧、小说，乃至于建筑、雕塑、美术等文学艺术作品都应秉持“思无邪”的理念，弘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观，起到“以文化人”的作用。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度被誉为“华夏之族”，以其辉煌灿烂的礼乐文化缔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盛世，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不朽篇章。在成康盛世，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孔子治理中都，长幼异食，男女别途，强弱异任，器不雕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文景之治，吏安其官，民乐其业，海内安宁，家给人足；贞观之治，官吏多自清谨，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开元盛世，垂髫之儿，皆知礼让；康乾盛世，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
如今，中华民族在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而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为条件，道德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马丁·路德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他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他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他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他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所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文明的特征，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条件。
最后，道德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未来绝不是西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在于发展阶段的差异，根本在于文化DNA的不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必然是“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伦理文化。“宗教”一词也不同于西方‘religion’意义上的宗教。在古代汉语中，“宗教”是由“宗”（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与“教”（教育、教学、教化）两个字构成，合而言之，意思为：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圣贤教育的重视。古圣先王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形式，使得以“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和以“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为核心的因果教育深入人心。正是这种伦理道德教育承担了西方宗教教育的功能，使人既耻于作恶，又不敢作恶，起到了净化人心、导人向善、睦邻友邦、促进和平的作用，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盛世。
中国历史上历次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都离不开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是因为秉持了《礼记学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如果说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中宗教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政治与宗教（包括道德教育）分离”是其基本特征，而在中华传统的伦理型文化中，则以“政治与道德教育合一”为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文化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是为什么几乎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说明，在中国，政府既要负责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也要承担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职责。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政府负责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而教会承担道德教育的职责（即所谓的“该归凯撒的归凯撒，该归上帝的归上帝”）。
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宣称“上帝死了”，一些西方人、尤其是年轻人认为宗教是迷信，于是不再信奉宗教以及宗教所提倡的道德观念。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国家对道德建设与道德教育的削弱与忽视，以致青少年以强凌弱、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等严重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而政府却无能为力。正因如此，1988年，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开会时，面对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提出了共同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子曰：“政者，正也。”政治本身就具有道德教化的含义，国家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这就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继承这一传统，由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调动各部门、各地区的力量共同解决道德领域的失范问题，避免道德危机，并且进一步建设高度的道德文明，重塑礼义之邦的形象，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总之，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而言，道德文明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就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而言，道德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就世界文明发展史而言，道德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而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印发实施，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作者系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首先，道德文明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专家们对新时代的特点，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分析，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据孔子关于国家发展的阶段理论，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国家的发展要经历庶之、富之、教之三个主要阶段。道德教育、道德建设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加以重视的。
《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是人口稠密、幅员辽阔的大国，经济繁荣、物产丰饶的富国，更是一个道德文明、近悦远怀的强国。同理，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果说毛泽东思想让中国站起来，并使中国成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人口大国，主要解决的是“庶之”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解决的是“富之”的问题，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解决“教之”的问题，重视道德建设，不断提升公民的道德素养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纲要》中也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可以说，道德文明是新的发展阶段与旧的发展阶段的区别所在，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其次，道德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曲阜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文化”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很明确：“文”就是指文字、文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化”的本义作“教行”解，就是人受教而变化。所以“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礼乐等变化人的气质，达到使人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目的。可见，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文化的灵魂是道德。因此，诗词、歌舞、戏剧、小说，乃至于建筑、雕塑、美术等文学艺术作品都应秉持“思无邪”的理念，弘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观，起到“以文化人”的作用。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度被誉为“华夏之族”，以其辉煌灿烂的礼乐文化缔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盛世，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不朽篇章。在成康盛世，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孔子治理中都，长幼异食，男女别途，强弱异任，器不雕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文景之治，吏安其官，民乐其业，海内安宁，家给人足；贞观之治，官吏多自清谨，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开元盛世，垂髫之儿，皆知礼让；康乾盛世，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
如今，中华民族在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而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为条件，道德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马丁·路德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他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他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他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他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所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文明的特征，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条件。
最后，道德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未来绝不是西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在于发展阶段的差异，根本在于文化DNA的不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必然是“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伦理文化。“宗教”一词也不同于西方‘religion’意义上的宗教。在古代汉语中，“宗教”是由“宗”（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与“教”（教育、教学、教化）两个字构成，合而言之，意思为：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圣贤教育的重视。古圣先王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形式，使得以“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和以“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为核心的因果教育深入人心。正是这种伦理道德教育承担了西方宗教教育的功能，使人既耻于作恶，又不敢作恶，起到了净化人心、导人向善、睦邻友邦、促进和平的作用，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盛世。
中国历史上历次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都离不开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是因为秉持了《礼记学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如果说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中宗教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政治与宗教（包括道德教育）分离”是其基本特征，而在中华传统的伦理型文化中，则以“政治与道德教育合一”为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文化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是为什么几乎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说明，在中国，政府既要负责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也要承担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职责。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政府负责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而教会承担道德教育的职责（即所谓的“该归凯撒的归凯撒，该归上帝的归上帝”）。
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宣称“上帝死了”，一些西方人、尤其是年轻人认为宗教是迷信，于是不再信奉宗教以及宗教所提倡的道德观念。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国家对道德建设与道德教育的削弱与忽视，以致青少年以强凌弱、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等严重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而政府却无能为力。正因如此，1988年，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开会时，面对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提出了共同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子曰：“政者，正也。”政治本身就具有道德教化的含义，国家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这就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继承这一传统，由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调动各部门、各地区的力量共同解决道德领域的失范问题，避免道德危机，并且进一步建设高度的道德文明，重塑礼义之邦的形象，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总之，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而言，道德文明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就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而言，道德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就世界文明发展史而言，道德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而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印发实施，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作者系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